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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882年颁布《军人敕谕》，强调军人要尚武勇、尽忠节，成为对外扩张、对内统治的暴力机器；到1890年颁布《教育敕语》，将“忠君爱国”确立为教育核心，推行皇民教化和奴化教育，使民众绝对尊崇天皇、服从国家战争意志；再到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强推武士道德全民化，使其化为全体国民效忠天皇的公德；直至1900年，时任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制定“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规定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军人担任，赋予军部不受内阁制约的特权武士道就这样一步步被异化为驱动战争机器的意识形态引擎，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衍生出军国主义三大狰狞特征。

　　一是侵略战争神圣化。日本历史学家木坂顺一郎曾发问：“对于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民众为什么不加以反对？那些主动选择毁灭之路的士兵们、参加惨不忍睹的大屠杀的男人们、高呼万岁把丈夫和儿子送上前线的女人们、饥肠辘辘地在工厂为生产武器而拼命干活的学徒工们他们为什么如此积极地支持这场战争？”答案就是，军国主义将侵略战争神圣化。建立于明治时期的靖国神社，就是这样的军国主义招魂之所。在这里，犯下滔天罪行的甲级战犯被奉为“神灵”，残酷的杀戮被描绘成神圣的献祭。日本军国主义利用这种“国家神道”的宗教装置，将战死者神格化，诱骗一代代日本人甘愿沦为战争的炮灰和祭品。

　　二是鼓吹种族优劣论。太平洋战争之初，日军在攻占新加坡后公然宣称：“日本是照亮世界和平的太阳。沐浴在阳光下者茁壮成长，抗拒阳光者唯有毁灭一途。美英两国都应深思我日本千年炽热的历史。”而针对日军在中国进行的野蛮屠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曾明确记载了军国主义的歪理邪说“日军的首脑认为这场战争是膺惩战，因为中国人民不承认日本民族的优越性和领导地位，拒绝与日本合作，所以为惩罚中国人民而作战”。神道教铸就的民族优越感，被军国主义用来鼓吹“人种差异”“优胜劣汰”，宣扬“大和民族优越论”“生存发展论”“生存自卫论”，炮制太平洋战争是“黄种人和白种人的战争”“解放亚洲各民族的战争”等谬论，作为侵略奴役其他国家的思想武器。

　　三是漠视生命，轻启战端。在日本军国主义即将失败的1945年，日军大本营还下达“决号作战准备纲要”，意图“一亿玉碎”，负隅顽抗。武士道精神推崇“向死而狂”，在军国主义的操弄下，所谓的“死之觉悟”，演变成了对侵略毫无底线和不计代价的贪婪与冒险。早在幕末时期，代表极端民族主义的“变革先驱”吉田松阴就抛出了“得失互偿论”，主张“在贸易上失于俄、美者，应以土地由朝鲜和满洲补偿之”。这一理论迅速被山县有朋等人奉为圭臬，并提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扩张理论，将日本的国家安全边界无限外推，认为只要“利益线”受阻，便可轻启战端。今天日本一些人动辄把包括台海在内的地区归为日本的“新生命线世纪初期日本军国主义为侵华战争炮制“满蒙生命线论”的行径臭味相通、如出一辙。

　　多年来，参拜靖国神社已成为日本右翼势力和政客推动“新军国主义”崛起的重要政治举动。有人在这里高呼“光荣回到靖国神社”，再现欢送侵略者出征的场景；有人在这里纪念“为国捐躯的英灵”，故意同别国纪念卫国烈士混为一谈；有人满口讲着和平，却在这里主张“死者无罪论”，逃避加害责任；还有人做出理解“受伤害国家人民感情”的样子，明明是首相，却以“个人行为”为战犯招魂；更有人自己长期坚持参拜，还推动更多日本政要乃至日本天皇参拜，散布靖国神社所承载的军国主义思想。早在2007年8月，高市早苗就以安倍晋三内阁阁僚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此后她成为靖国神社的常客。记录显示，从2014年至今，高市早苗共参拜靖国神社超过10次。

　　在日本“新军国主义”势力的鼓噪下，武士道精神中的痼疾又再次被改造利用，军国主义思想的变种层出不穷。右翼势力奉“皇国史观”为核心价值，武士不可对天皇“不恭”，战争苦果“不能不由全体国民品尝”，“一亿国民总忏悔”可以，却不许任何具体的人或群体服罪担责；战犯提前释放，摇身变为“保存国体而忍辱负重”的义士，在日本政坛形成“军国主义遗族政治”链条；“大和民族优越论”分解潜藏于“正常国家”“主导亚洲”“盟友价值”“日本无罪”等主张之中；大肆宣扬“玉碎”“神风”乃至“三光”“百人斩”等均是武士道精神体现，用悲彩涂抹战争，用“英雄叙事”替换罪恶军国主义思想在战后流毒蔓延，逐步形成了日本危险行动的政治风向和社会土壤。

　　军事上，“新军国主义”打着“自主防卫”的幌子，行穷兵黩武之实，将日本打造为极具进攻性的“能战国家”。日本国会近日通过2025财年补充预算案，追加1.1万亿日元防卫相关费用，使其年度防卫费总额推高至创纪录的约11万亿日元。自卫队军衔名称计划于2026财年变更，被日本殖民和侵略的国家最痛恨的“大佐”等称谓都要改回来。自民党内部人士声称，应摒弃以往刻意回避军事术语的“非必要”习惯，通过明确称谓强化自卫队的“国防组织”定位。高市早苗此前亦公开表态，称日本应将自卫队正式升格为国防军。近年来，日本防卫政策从“专守防卫”向自主进攻型加速转向，当前自卫队已具备“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无论名与实，日本在多个领域实现了突破战后体制束缚的危险动向。

　　文化上，“新军国主义”持续推动历史修正主义叙事，企图通过教育洗脑毒化日本年轻一代。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多次推动篡改历史教科书表述，否定或美化侵略战争，声称“南京大屠杀虚构”“存在争议”。今年4月起，日本全国初中陆续启用新版教材，在多数教材中，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内容或用“南京事件”一笔带过，对加害者身份避而不谈；或在脚注中稍有提及“南京大屠杀”，却抛出“受害人数尚无定论，仍在研究中”的论调，公然否认国际社会公认的历史事实。

　　外交上，“新军国主义”一面以“地区安全维护者”自居，一面又频频挑起争端。近年来，日本摒弃了战后以和平主义存世的立身之本，在台海、南海等问题上蓄意煽风点火，通过强化与美英澳等国的同盟、准同盟关系，刻意挑动地区阵营对抗。这种以威慑替代协商的行事逻辑，与战前日本以“生命线”“利益线”为名推行的扩张政策毫无二致。先是故意挑起争端、人为制造和煽动“威胁”，再以此转移国内矛盾、增加个人支持率，越来越成为近年来日本政客为稳定执政基础而屡试不爽的基本操作。

　　更值得警惕的是，旧军国主义用来蛊惑日本国民“奔赴战场，敢于为天皇奉献生命”的《教育敕语》又粉墨登场。安倍内阁时期，日本政府通过答辩书，宣称不排除将《教育敕语》作为教材使用的可能性。《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认为，这可看作是政府“企图回归战前价值观”行动的一环。有媒体曾在2017年曝光，当时与安倍晋三关系密切的右翼团体开办的幼儿园，强制要求幼儿背诵《教育敕语》。高市早苗自幼便熟读《教育敕语》，早年间更曾公开赞赏《教育敕语》，称其非常“精彩”。可以看出，高市早苗不仅在武力涉台上表现出军国主义思想倾向，在思想教育领域同样积极推动历史修正主义教育政策，恢复战前军国主义价值观和强化“爱国”意识形态，系统继承了军国主义基因。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右翼势力的挑衅言行在日本还得到相当民调支持。不久前，日本足球运动员三笘薰手持二战日本军官小野田宽郎的照片，在英国参加了一场关于一战的纪念活动，引发强烈批评。小野田宽郎被称作日军“最后投降的兵”，曾在菲律宾犯下滔天罪行，但多年来被日本包装成所谓“战争受害者”“忠诚坚韧的民族英雄”。这个至死没有悔改的军国主义者，如今竟作为和平活动的宣传物料登陆欧洲，足见军国主义的毒害和麻痹之深，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之紧迫。

　　更是如此。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不可动摇的普遍共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不仅把日本当年“窃取”的台湾归还中国，明确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成果，构成战后国际秩序重要组成部分。近期在中国大陆首次以上下部形式上映的电影《赛德克巴莱》，将1930年发生在台湾的雾社事件搬上银幕，史诗般还原了台湾人民血性抗日的历史。当年，英勇的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今天，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坚如磐石，意志坚不可摧，能力今非昔比。中方绝不允许日本右翼势力开历史倒车，绝不允许外部势力染指中国台湾地区，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

　　任由“新军国主义”放出牢笼，终将危害全世界。九一八事变直接策划者、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在《最终战争论》中构建了一个疯狂的战略理论：世界主要可以分作美国、欧洲、苏联、日本四个集团，世界终将爆发一场决定性的大规模战争。日本必须通过工业化、军事化与社会整合来准备这一场同美国的“最终决战”，完成世界大一统。军国主义者具有顽固的宿命色彩，认为战争不是人类选择的结果，而是历史不可避免的洪流；军国主义者具有疯狂的赌徒心态，哪怕是面对十倍于己的对手，也要“赌上国运”不惜全民战争。

　　11月21日，中国代表致函联合国，强调高市早苗有关言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战后国际秩序，是对14亿多中国人民和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人民的公然挑衅；11月24日，日本致函联合国无理狡辩，称其防卫基本方针是“专守防卫”的被动防御战略，并对中方无端指责、倒打一耙；12月1日，中国再次致函联合国，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高市早苗却把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与“台湾有事”相关联，暗示对中国动用武力，这显然超出了日方所谓“专守防卫”“被动防御”的范畴，日方的说法自相矛盾，是在欺骗国际社会。该函作为联合国大会正式文件，向全体会员国散发，法国、俄罗斯、南非、柬埔寨、越南、老挝、西班牙、乌干达、土耳其、缅甸、泰国、哥伦比亚等国都发表声明，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吾人决不许更改，亦无其他另一方式。犹豫迁延，更为吾人所不容许。”中英美三国80年前劝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也是当今国际社会不容日本开历史倒车的呼声。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不散，是一个真实而紧迫的现实危机。如果日方一意孤行、一错再错，一切主张正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有权利对日本的历史罪行进行再清算，都有责任坚决阻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这是国际社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的共同底线，也是日本自身能否存续和平发展的原则底线。唯有如此，方能实现“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的伟大愿景。